“低头”照为何招来了祸？

　　
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“低头”照为何招来了祸？
　　
 

文/星洪
　　
　　还记得前几年，某地方报摄影记者老王，因拍领导作报告的照片低着头，被报社以“严重失职”为由，解除劳动合同。还好，是在新社会，否则，轻者砍头，重者诛连九族也说不定。中国是个有着“上纲上线”悠久传统的国家，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夫子开始，到宋代大儒朱熹，就已经形成中国精神层面的一脉传承，可以归纳为“三纲五常”：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作为事君的臣、事父的子、事夫的妻，其言行举止，更是严格地受着规定和限制，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；最不可饶恕的罪孽就是“犯上作乱”，历史上因此被罪诛九族的可谓数不胜数。“同音字”的忌讳，“文字狱”的厉害，让“粗心”的臣民血染《史记》的例子，比比皆是。
　　因此，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不仅让皇族做惯了皇族，也让当奴才的和当奴隶的做惯了奴才和奴隶，他们从漫长的生活中，都逐渐地形成了自有的一整套习性，好像比目鱼、袋鼠、长颈鹿、猫头鹰等某些功能因长期使用逐渐发达独立出来一样。长此以往，臣对君、子对父、妻对夫，逐渐养成了做事的习惯：“宁左勿右”；否则，稍有不慎，都有“大逆不道”的危险。从这点来说，老王真的够傻，至少缺“谋身”这根弦。
　　其实，这仍是今天平头百姓的立身之本；同样，这也是中国官僚阶层对下的基本要求——虽然并没有成文的规则，但是磁铁般的潜规则更具不可抗拒的魔力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每个岗位的工作者已经无处可逃。国家的历史越悠久，对这个国家的国民影响就越深重。从官僚上层到民间底层，无不受到“历史悠久”的传统文化和观念意识的影响，时时处处无不留有痕迹。每走一步，都有人有意无意地去翻查对照老祖宗的典学掌故，是不是符合“说道”，是不是有“面子”，等等，等等，使得这个民族身负沉重的包袱，步履艰难；自然，更无法说，这个民族的人性品格中会有幽默和情趣，每行一步都行进得枯燥乏味。
　　我这么说，是有比较而言的。美国是个才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，一方面荟萃了世界各国的精粹，另一方面，每发展一步都能够做到“白手起家”，毫无“障碍”而轻松有趣。日前在某刊读到孙立平一篇题为《制度的宽容与容纳》的文章，介绍了发生在美国历史上两个有趣的故事。我觉得这与我们中国能够产生鲜明的反差，让我们反思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。一个故事是关于自封为皇帝的。1859年9月17日，一个叫做约书亚•诺顿的乞丐，走进《旧金山布告》办公室，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，“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，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”。他同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与次年2月1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，修改现有的法律。下面的署名是“美国皇帝诺顿一世”。这位诺顿是英国人，随父母移民南非，其父经商相当成功，他便揣着父亲给他的巨款到美国旧金山闯天下。开始的时候生意还比较顺利，曾经被朋友戏称为“皇帝”，但诺顿后来在一次生意中经营失败，一夜之间倾家荡产。此后失踪了大约九个月。当他重新回到旧金山时，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，目光涣散，看来已经疯了。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于是发生了上面的一幕。
　　一场闹剧能够演得有声有色，必须得有他人的配合。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惊异的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，并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。作为皇帝，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，例如它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。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，他就发行“皇家”钞票，面值大多为五十美分这样小额的钞票，也有的为五美元、十美元。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、银行普遍接受。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，在他驾崩之后，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。诺顿的游戏更玩到了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事情上。1859年10月12日，他发布诏书，以腐败盛行、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，宣布解散美国国会，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。当然国会仍然是抗旨在华盛顿开会。在内战爆发后，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，林肯礼貌而又幽默地答复说，将他及其队伍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。另一个故事，说的是美国的西屿——弗罗里达州南端的一个小半岛——民众因为不满意美国联邦政府的做法，自建海螺共和国的事。一场闹剧在美国各大媒体轮番播出，在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的同时，联邦政府悄无声息地撤出了的确有些过份的做法，之后又在幽默中结束（平息）了事端。
　　孙立平先生的文章最后这样分析道：这两件事情如果就事情的表面来看，将其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，也不是没有理由的。而在上述两个故事中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，人们或社会是用一种轻松的态度对待了这样的事情，不就是一个神经兮兮可能稍微有些毛病的人的恶作剧吗？不就是一场用滑稽的闹剧方式进行的利益抗争吗？其次，如果当时的社会用一种相反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处理这个问题，并无不可，也很难说马上会带来什么副作用，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社会会慢慢变成一个没有幽默感的社会，一个缺乏智慧的社会，甚至会变成一个僵硬的社会。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，一个社会为什么能够以一种轻松和宽容的方式对待这样的事情？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我想最简单的、也是最根本的是：一个社会根基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信。
　　今天，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，国民的人身尊严和人的自身权益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，有关保障也逐渐从条文走到实际，这是令人欣慰的。其实，从1949年10月1日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”那天起，让中国劳苦大众不再受压迫，不再受歧视，翻身做主人，从此过上享有充分平等、自由、自主、富裕、快乐的生活，就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的了。然而，这一历程真的来之不易，来之缓慢。中国的人口也是太多了，中国的底子也是太薄了，这艘大船即便要调转个船头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当然，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向前的时候，还有走“险路”、走“弯路”、走“错路”的时候，还有云要下雨、天要刮风的时候，自然也都影响了前进的速度。
　　国民从自身发展变化的比较中，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国民待遇的改善，本是满意再满意的，老百姓们爱拿“万恶的旧社会”对比，尽管如今已早不再拿“吃不饱、穿不暖”说事儿了——晚辈们也真不爱听，现在80后、90后更听不得了——但“翻身不忘毛主席，幸福不忘共产党”，这还是打心眼里说出的话。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这一切都会原封不动地进行下去，可是，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中国开始打开了国门，走上了对外开放、对内搞活的道路。国民看见外国的月亮的确比中国的圆，拿“自身的发展变化”去比，才发现“处于水深火热”的，不是人家，而是自己。人们从横向的比较中，开始反思，才发现了是自己的问题，也是原来从未发现的问题。
　　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问题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也是中国的历史问题。由此及里所形成的国民生活方式、思想意识、传统观念、行为习惯等等问题，归纳在一起，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。国民开始意识到，中国人自身的人身尊严和应有权益存在诸多障碍和问题的根源，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中国在迈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，真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。
　　如今中国的出路，民众所期望的，其实也是共产党人所理想的，其实是人民大众的主人地位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一切；当然，首先是民主政治的全面落实。
　　
　　星洪2012-1-12于青馨家园